美女博士亲自做模特 万字揭露行业潜规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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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计划 于

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对有才华的年轻人而言,做模特是一种伤害。”

23岁的阿什利·米尔斯面容姣好,体型高瘦。彼时她正在纽约大学读社会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模特星探看中。因之前客串过模特,对于这个令很多女孩艳羡不已的提议,米尔斯并未感到大惊小怪,不过,星探的极力游说,却引发米尔斯的思考:究竟什么是星探口中的“模特潜质”?

一个绝妙的主意在她的脑海里诞生了。调查显示,在15-18岁的女孩中,61%的女孩希望长大后成为模特或演员。模特是迄今为止最令人垂涎、也被误解最多的职业。米尔斯决定重新做模特,借助严谨的研究方法呈现这个行业的真相。

在米尔斯重新入行的几年里,她对业内近百人进行了采访,包括男模、女模、经纪人、客户、摄影师和造型师等。通过深入的“参与式观察”,一个有组织的模特的生产过程展现在她面前。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认为的“美丽”被制造出来,伴随着种族、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在这条深藏不露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好看不是唯一的标准,合适的外形才是时尚的起源,年轻男女们在这条生产线上接受训练、推销,最终被打造成珍贵的商品。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剥削系统、残酷的竞争产业和艰难的女性生存环境。米尔斯感慨:“当我踏进模特经纪公司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走进了一个充满伦理、政治、女性主义的研究困境。”

米尔斯本人也一度被模特工作的光鲜吸引,在业界小有名气后,她差点放弃学业。但米尔斯最终意识到对她而言,学业更重要。2011年,米尔斯根据调研撰写的书稿《美丽的标价》出版。

如今,年逾30的阿什利·米尔斯是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不久前,《美丽的标价》在中国出版。

谷雨记者对米尔斯进行了电话采访,了解到《美丽的标价》的创作过程、她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她对未来模特行业发展的看法,以下是采访内容。

图 | 阿什利·米尔斯

我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谷雨:《美丽的标价》的雏形是你的博士论文,为做研究,你体验了模特的生活,决定这样做时,你的导师给了你哪些建议?

阿什利·米尔斯:当时我在纽约大学读博,选修了“参与式观察”这门课。老师要求学生自行选择研究对象,我选的是一家模特中介。导师给我很多建议,比如:在参与式观察中尽可能地多做笔记,对日常互动进行详实记录等。起初,我对关于性别、女性主义的话题很感兴趣,一年后,才开始关注美丽的估值、定价等问题。也就是说,开始,我并不知道要写怎样的论文、怎样一本书,写作的思路是在调研中诞生的。

谷雨:围绕参与式观察你做了哪些准备?

阿什利·米尔斯: 首先要围绕研究主题进行广泛阅读,查阅已有的资料。比如有的学者体验当拳击手、运动员,有的体验做工人、餐馆服务员,了解他们如何做准备、如何进行参与式观察,面对各种道德问题如何取舍等,这个过程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选择担任时装模特作为参与式观察的切入点,通过参加模特试镜,与模特经纪人互动等开展研究。我曾经也是一名职业模特,虽然不是很出色,但我的体型符合模特的标准。我知道会经历无情的拒绝,我将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谷雨:选择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

阿什利·米尔斯: 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式经常引发社会学者们的激烈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采访本身足以了解他人的故事和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则指出,学者需要走进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人们在其中的表现。这两种观点被归结为“所说”与“所做”的差异。

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与所做的并不一致。一种较靠谱的研究方法是多元化调研,即两种方式都用: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并将其与采访相结合。在我的研究中,参与式观察又进一步,即我自己做模特,我成了我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方式未必适用于所有研究,但会令我的研究获得更多的维度。

谷雨:有哪些参与式观察研究给你启发?

阿什利·米尔斯: 当我开始调研时,《身体和灵魂:拳击新手的笔记》刚出版,法国学者路易斯·弗雷坎特(Lo?c Wacquant)通过体验在芝加哥当拳击手的生活完成这本书。书中也涉及美国贫困和种族平等等社会问题,非常鼓舞人心,给我很多启发。

图 |《身体和灵魂:拳击新手的笔记》

谷雨:为获得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你是否会对受访者进行挑选,比如选择一定种族、年龄层次的采访对象?

阿什利·米尔斯:我尽量去获取多样化的样本,去寻找每个对象的个性差异。我的采访对象有男有女。其中白人模特不可避免的占大多数,这是由于时尚行业公开的种族歧视所导致的。当然,我也尽可能地寻找黑人模特、亚洲模特和拉美模特做采访,但是他们本身人数就不多。同时,行业中男模的年纪普遍比女模大,这就有了不同年龄的分层样本。

然后我用同样的选择方式寻找要采访的客户。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发现,客户对模特的分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他们会把模特视为“媒体模特”和“商业模特”。种族和年龄虽然是影响模特生涯的重要因素,但对客户而言,这些因素并不起决定作用。

谷雨:你如何寻找采访对象?

阿什利·米尔斯:通过询问业内人士,或者通过一位朋友打听另一位朋友,也会结合遇到的各种机会,这是一个类似“滚雪球”的过程。假如我有一份在时尚行业工作的所有人的名单,或许可以做一个更具代表性的采访样本列表,但这不太可能。幸运的是,我认识一位著名的发型师,他向很多朋友推荐我,说“我这里有位社会学家,和她交谈会很有收获。”他的介绍很管用,很多人找我聊。我的采访目地是深度,而不是广度。

谷雨:通常是怎样的采访环境?你会对所有采访进行录音吗?

阿什利·米尔斯:都会录音,除非对方拒绝。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但我可以做笔记。采访结束后,我会立即把录音上传到电脑里。采访的地点迥异,包括模特的公寓、咖啡店、图书馆的大厅、客户的家或工作室等。我会配合采访对象的日程安排时间和地点。有一次我采访一位摄影师,采访地点从他的工作室延续到前往机场的车里,结束后,我再自己坐火车重新返回市区。

谷雨:所有的采访录音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吗?

阿什利·米尔斯:我自己用录音整理软件整理了约三分之一,它类似现在的语音识别软件“Dragon”。我需要边听采访录音,边对着麦克风复述,然后通过这个软件,将采访内容“输入”电脑里,这种方式整理出的文件错误很多。后来,我将大部分采访录音送到专门的公司去整理。我申请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笔钱足够我支付整理采访录音的费用。

谷雨:你如何整理、分析这些采访素材?

阿什利·米尔斯:我当时使用定性数据分析软件ATLAS.ti对采访素材进行归类、标记,现在改用NVivo软件。

他们把我当成一件物品

谷雨:你的博士论文是如何成为一本书的?

阿什利·米尔斯:从一开始,导师就建议我将这个题目当成一本书来写,而不是论文。他告诉我,这本书会很有出版价值。而论文周期相对较长,可以等书出版后再慢慢写。因此在论文答辩之前,我就顺利的拿到了出版合同。对于打算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这样很好,因为有书发表对日后找工作很有利。

谷雨:你上中学时也做过模特,再次入行,你的模特生涯和之前的经历相比有何不同,是否更成功?为什么?

阿什利·米尔斯:的确是更成功。我在佐治亚州度过童年和少年,那时曾尝试做模特,但当地的从业机会很少。19岁时我在纽约上了一年学,期间偶尔客串模特。作为众多新人之一,当时并没有模特经纪人看上我、为我投资。而当我决定为写论文重新入行时,我幸运的获得了为有实力的客户工作的机会,特别是担任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时装秀的模特。

当时,我和经纪人都非常兴奋,我差点想休学,但考虑到我已经26岁,对于女模特而言这个年纪太大,并且模特工作很不稳定,这令我恐慌。而做为女博士,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于是,我决定继续学业。

谷雨:这是一份即充满诱惑力又有风险的工作。

阿什利·米尔斯:是的,绝大多数女模特都意识到这项工作很不稳定、平均收入低,但当听到别人的赞美时,她们又会很开心,畅想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机会,便禁不住继续做模特。尤其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她们渴望成为明星,模特职业正是梦想成真的途径。

近些年,这种想法被社交媒体渲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当模特,可以获得粉丝,成为名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对有才华的年轻人而言,做模特是一种伤害。

谷雨:你在书中写道,这个行业“每天都会有尴尬、屈辱、不安全、拒绝和许多次的愤怒”,能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吗?

阿什利·米尔斯:有一次试镜,他们让我穿很紧的衣服,那衣服简直就是14岁女孩的尺寸,可我那时已经24岁了!由于裤子太紧,而且别无他选,他们就用剪刀把裤腿剪开,然后用胶带粘一下。每当我转身,腿就会暴露出来,我感到非常尴尬。拍照时,摄影师、造型师等人注视着我,有的说:“她的腿太肥了”,有的说:“她的屁股太大了”,他们把我当成一件物品点评,认为我需要“改进”——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谷雨:会有人反抗吗?还是大部分人都已经习以为常?

阿什利·米尔:有人喜欢这种被审视、评价,她们不介意被批评,并从中获得乐趣。也有人会反对,比如会说:“请你不要碰我了”等。

谷雨:在模特行业,男模遭遇的年龄歧视要少于女模,但男模的平均收入较女模低,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是否源于男模在从事传统观念中女人的职业?

阿什利·米尔斯:是这样。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模特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从业者收入要明显高于男性从业者的行业。做同样的工作,有些女模的收入比男模高2倍、3倍,甚至10倍。模特的收入非常不确定,这取决于经纪人和客户谈判的结果,也取决于模特本人的知名度。如果模特正当红,经纪人就可以要求较高的酬金。

总体而言,经纪人更愿意为女模争取更高酬金,没多少兴趣捧男模。他们更喜欢自然、不完美、对工作“漫不经心”的男模。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在公众面前呈现他的美貌,人们会觉得这很奇怪。

这个行业对男模的歧视显而易见,但我认为女模所遭遇的年龄歧视比男模要严重的多。男模到四十多岁也可以继续做模特,但女模很少超过30岁的。

谷雨:根据你的调查,男模和女模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一样吗?

阿什利·米尔斯:不一样。男模对比女模收入低并没多少抱怨,他们觉得这很合理。大多数男模并不看重模特这份工作,只把它当作过渡,他们希望之后可以从事和健身、音乐有关的工作。

“真实的美丽”不会被替代

谷雨:在社会学家眼中,时尚业是怎样一个存在?

阿什利·米尔斯:社会学家曾对时尚业存在刻板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时尚业浅薄轻浮、非主流、不属于严肃研究的范畴。于是在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时,我曾经很努力地向导师解释此项研究的意义。但是假如你提出要研究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和身份的关系等,则很少会被质疑。

时尚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行业之一,这里集聚了大量人才,也给人们提供了重塑身份的机会。它不仅和文化相关,也体现出性别的社会差异等。

如今,这种刻板认识有所改善。我不必再例举种种理由说服其他学者。但我在申请工作时,仍需为自己小心定位:我不是研究时尚、时尚模特的人,而是研究文化产业及其衍生产品的人。我不想被贴上轻浮、或过于女性化的标签。

图 | 阿什利·米尔斯在走秀

谷雨:你在书中指出“商业模特”和“媒体模特”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是阶级的区别?为什么?

阿什利·米尔斯:时尚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幻觉,即如果人们拥有某种物品,他们的地位就会提高。在时尚领域,媒体模特和商业模特之间的区别体现的就是这种阶级区别。

商业模特主要从事目录拍摄、试装、印刷广告拍摄之类的工作,面向大众,包括普通的中产阶级,但通常不包括精英阶层的消费者。媒体模特是T台秀场、广告大片、杂志等中出现的模特,他们吸引的是更高级别的消费者。

商业模特像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艺术品:模特面带笑容,展现经典的美丽,具有市场亲和力,会吸引大量消费者。媒体模特则像是一件抽象艺术品:他们往往看起来有点古怪、前卫,甚至不完美,只有少量观众才会真正欣赏他们,但他们的目标受众对此评价很高。

谷雨:那么谁是模特行业的规则制定者?谁有权力影响时尚的走向?

阿什利·米尔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比如知名杂志的时尚主编或者摄影师,他们有权利决定将哪些模特放在流行杂志的封面上。比如,《Vogue》杂志美国版主编安娜o温图尔(Anna Wintour)、时尚摄影师马里奥o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和布鲁斯o韦伯(Bruce Weber)等。

也有一些造型师,虽然本人不是名人,但他们为高端客户,比如马克·雅可布、吉尔·桑达、CK和普拉达等工作。而这些公司的头儿肯定不会自己到大街上找模特。选模特的总监和造型师,包括顶级发型师和化妆师等,他们共同合作,决定时尚的走向。

图 | 阿什利·米尔斯的换衣间

谷雨:你在书中提出“美丽是被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可以被复制吗?

阿什利·米尔斯:不能。曾有商家问我:是否可以在成千上万报名者中,预测出下一位超模,我觉得这很难,因为时尚的风向不由普通大众决定,因为他们不能决定时尚杂志的封面、或者奢侈品牌走秀活动的人选。时尚的风向也不由单个人决定,而由一个小群体共同决定,去猜测他们突如其来的口味几乎不可能。

谷雨:《美丽的标价》写于约10年前了,在过去的时间里,模特业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阿什利·米尔斯:现在,诸如Facebook等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影响着模特业的发展,一些模特经纪公司在签署新模特之前,要求对方必须在Instagram上拥有大量粉丝。Instagram已成为模特推销自己、展示客户作品的重要平台。然而,对于模特行业本身而言,Instagram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很多模特通过Instagram可以直接和客户获得联系,谈合作、签代言协议等,不再需要经纪人,这个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一点,模特行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黑人模特、亚洲模特明显增多。

谷雨:这样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模特本人具有更多的主动性,经纪人不再重要?

阿什利·米尔斯:我不这样认为。不仅对于模特,对所有文化从业者,包括演员、艺术家,情况都是如此。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模特拥有了一定的主动性,比如他们可以培养自己的粉丝,并用大量的粉丝吸引客户的关注,以获得走秀机会、代言合同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极少发生的事情。因为,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成名民主化”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做模特,成为网红,这就使得经纪人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需要有人对成千上万网红进行筛选,使其与客户的需求匹配。如此,这些社交平台给经纪人带来更多工作量。

谷雨:在日本,虚拟模特大行其道,并获得越来越多品牌的青睐,这是否会对传统模特业带来挑战?

阿什利·米尔斯:毫无置疑,人工智能会在很多领域取代人类,但不是关于“美丽”的领域。人们渴望真实的美丽,而不是虚拟的美丽。

谷雨:你目前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阿什利·米尔斯:我刚写完一本关于娱乐休闲和贵宾俱乐部的书,比如,在纽约、迈阿密、戛纳和圣特罗佩等大都市,很多有钱人喜欢购买非常昂贵的香槟瓶,不是为了消费,而用于展示,这一切都和等级、过剩的财富和富人的消费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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