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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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8 来源:《书摘》2004年第1期 文/章诒和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上面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形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源远流长的世态炎凉。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槛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他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做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那位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某人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他忿忿地说:“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并受法律保障。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惟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专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候,被轰下了台。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工夫,就都“扫”完了。惟有每日分两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资料》,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候《参考资料》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惟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资料》。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候,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地闲聊天,拉帮结伙地搞活动,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篮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篮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父亲听后,大惊大笑亦大喜。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老师的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5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的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陈半丁家,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直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做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张伯驹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收有杜牧的字,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们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我断定,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听见夫人的喊话,便不紧不慢地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挂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做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所担任的皆为虚职,并无实惠。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工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一度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

吃完饭回到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看家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

在一番寒暄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12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知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四九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现在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

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我在盖交通部大楼的时候,就坚持要大屋顶。盖好后,人人都说它外面好看,里面好用。”

谈到当代画家,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五六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良窳,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他们。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康生他们,或者直接送到他们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家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章乃器)算是有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五七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点头:“陆机《平复帖》是用4万大洋从溥心畲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畲开口就要20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220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240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800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20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6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110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在三六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名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词。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人。别说是外出做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做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至。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蓝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对父亲的这句评语,我原以为是针对张伯驹的诗词水平与技巧而言,后来,随着世事变化,特别是到了今天,我才品嚼出它的丰富内涵来。就拿现在的人来说,最大的生活目标不外乎自我价值的实现。继之而来的事,便是如何经营推销自己,实现目标的问题。而所谓经营推销,就意味着一个持久又复杂的运作方式。这其间包括精密的算计,有效的操作,小心的防范,合理的攻掠,利益的谋取,以及心狠手辣等等。如此经营人生,自然人性的、审美的东西都要摈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感性基石,也是张伯驹的创作基石。基石都没了,哪儿还有张伯驹?

【来源:《书摘》2004年第1期 文/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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