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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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奥列

父亲93岁了,他常常自夸:咱们张家宗亲,没人比我更长寿了。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是说:你有机会,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这把岁数了,见一次就少一次。

我和父亲远隔万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广州颐养天年。早些年,我们当子女的曾想让父母来澳安享晚年,可他们不愿意。我明白,他们的生活记忆,人脉关系、离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习惯了,觉得舒服,就不肯挪窝。母亲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亲独居,便请了个保姆照料,过得也还舒心潇洒,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亲,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很足,不管对来访的友人或家人,一开口,就像是上班发号施令,或对下属谆谆教导。我提醒他,您都退了多年,就省点力气,补补神吧,真是老糊涂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现在还能写文章呢!

的确,他80多岁的时候,还发表文章,86岁那年,还一笔一划用手在稿纸上撰写了五、六万字的家史。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张家的历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国的轶事,还有家族的很多细节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脑袋的确还不糊涂。他微颤颤地拿出身份证递给我,说: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证号码呀!于是他一五一十报出了一长串的数字。果然,18位数一个不拉一个没错。这倒让我刮目相看,我连自己的电话号码、账号密码之类,也常常是记不清楚的。

他对人生很多事情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有个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兴致勃勃地说同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故事我听过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还是会一本正经重复着这个故事。我都烦了说,您这么反反复复说,还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诉我,医生给他做了脑部扫描,还好,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脑部萎缩。他问,那怎么办?医生说,无碍,这是人体衰老的常见状态,不可逆转,只能控制其发展缓慢一些。他追问,发展下去又会如何?医生老老实实回答,如果发展快了,就会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对医生说,我每天还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时事分析节目,怎么会痴呆呢?

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刚刚发生了,你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有些陈年老事,你总会挥不去抹不掉;有些宏大叙事,你就是记不住,而有些芝麻绿豆琐事,你总唠叨上心。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选择性记忆吧。父亲的选择性记忆是很明显的。明明昨天看过的电视节目,今天电视台重播了,他还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打断他:您昨天看了嘛,现在是重播,浪费时间。他断然说,没有,是新的。我无奈,这会不会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验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厌其烦重复说一些往事逸闻,而且对细节的记忆是惊人的,每次说几乎都不走样。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听他说,陪他聊,倒也让我记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对他的个人经历也有了一些立体印象。

我对父亲,其实了解并不多,我们父子的生活常常处于错失状态。小时候,我在广州读书,他在北京工作;后来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当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干校劳动;他调回广州任职,我也回城读书但却是寄宿,不与父母同住;等毕业工作了,我又去北京进修了四年,回来后单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亚。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与父亲一起过日子的。对他人生阅历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写的家史,我才知道张家的许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经历,但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我说,清代民国的事情,上辈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写得很详细,记忆很清晰,但到了新中国,您自己身边的事,却写得比较简略,特别文革那段,您几乎略而不谈,为什么呢,是记忆问题?他摇摇头说,哪会记不住呢!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人们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写在家史里面,也不能为张家增光添彩,不写也罢。他还“呵呵,你懂的”,连潮语都用上了。我反驳他,家史就是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留白了,不遗憾吗?他不语,还是没有增补的意愿。

虽然没去补写什么,但他却喜欢跟我闲聊,重复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没记住,其实,是他根本无法忘掉罢了。他的啰嗦重复,确实让我记住了一些细节。父亲的前半生是个新闻工作者,后半生才是个学者。他说:我当记者时伤害过一些人,当然也被别人伤害过;我也帮助过一些人,当然也获得过感恩。而他最内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乡罗潜教授。

罗潜是药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新中国后出任中山医学院教务长。五十年代反右风起,开始是上头鼓动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罗潜是知名民主党派人士,当然也是媒体宣传报道的对象。父亲是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罗潜。当时罗潜直言,党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符合客观规律。我们是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当然是由医生、院长决定医疗方案,难道由不是医科毕业的书记来决定开不开刀,怎么开刀?这怎能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他认为医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应该由教授治校。父亲觉得很有道理,如实作了报道,文章题目就是《外行人办不了内行事》。这本来是对上层传递正面的信息,也是对社会民意的一种真实反映。没想到,大鸣大放不到两个月,风向急转,名曰“引蛇出洞”,强力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用说,罗潜也因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监督改造。文革平反后,父亲与罗潜有一次在戏院偶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都有点不好意思。罗潜可能认为自己当年的表达是正确的却落得个名誉扫地,而父亲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的报道”白纸黑字“坐实了罗潜”向党进攻“的罪名,这位医学权威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样遭遇。他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他们部门开会向领导提意见,父亲也去听会作采访。大家畅所欲言,处长兴起时发起牢骚:两位正副部长工作中经常有不同观点,我们下面的人都不知该听谁的,如何执行?父亲把这话也写进报道里面。副部长看后对处长有点生气,说:这么糊涂,一个正一个副,即使意见不一致,当然要听正的啦。后来划分右派,处长自然被戴帽子并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后处长获平反调回省作家协会主持工作,刚好是我的上司,我却一直不知他跟父亲的这段往事。父亲现在才告诉了我,才知他们因工作有时在公众场合见面,双方都有点尴尬,但都明白是那个年代惹的祸。

父亲很内疚地说,那个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两个。《虾球传》《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黄谷柳,参加过淞沪会战、抗美援朝,立过战功,与父亲相熟。他们曾一起下乡同住一屋,父亲是去采访,黄谷柳是去体验生活。反右中黄谷柳的言论并不突出,但在父亲的笔下上过报纸。因各单位都要按上头布置的比例来划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网”了。也许后人很难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为表现,而是按上头分配的比例去摊分,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南方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曾彦修,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岭南大学的校花,后来上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反右初期为该社的“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运动后期上面布置划分右派任务,要求领导班子五人中要划出一个右派。他觉得划哪一个都很为难,以为自己有“延安”这层保护衣,可以保护别人和自己,上报右派名单时就自报第一名。没想到一报上去就批复了,当上右派没商量,闹得老婆离了婚。这种荒唐的事就出在那个荒唐年代。

在那种大环境下,父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报社学习会,讨论大跃进后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思潮下的表态文化。但父亲实话实说,认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没有改善,布票还是每人十八尺,粮票还是24斤,而且是干部的定量,住房没新盖,马路没也见新开。他说,有人指农民瞒产藏起粮食,他作为工作组成员,特意进了农民的家揭开锅盖,真的什么都没有,米缸看了也没有什么粮食,公社化吃大锅饭是个问题。结果这些话被记录下来,风向一变,有领导在思想鉴定书上写着:该同志思想动摇,动摇幅度较大,从衣食住行对大跃进作系统性攻击,值得注意。幸亏当时单位的右派名额已满,逃过一劫,但升迁受到影响。若干年后,父亲看到自己的档案,才知道曾有这个鉴定结果,吓了一身冷汗。还好,那位领导当着他的面,用印报纸的黑油墨把鉴定结论涂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亲在北京《光明日报》曾主持文艺副刊《东风》,推介了不少著名作家艺术家,因而结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来,文化人落难,被扫地出门,一些人资产被冻结,工资停发,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父亲虽然也受所谓的“5.16”审查,但相对还可自由行动,便经常去拜访落魄的艺术家,安慰他们、聊天解闷,主要的还是请他们吃顿饱饭,也给予点生活费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后他们翻了身恢复地位,门庭若市,但也没有忘记父亲。书法家会写个条幅,画家会描幅山水,送给父亲感谢当年的雪中送碳。这也让父亲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宝,晚年他也捐出部分书画给家乡母校,助建图书室激励学子。

家里至今仍挂有一块横匾“竹斋”,就是出自著名书法诗词家郑诵先的手笔。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书法大师群中的巨星,曾是张学良的秘书,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任秘书长。其章草古拙厚重,“随手落笔,圆满天成”。他听说父亲的书房取名为“竹斋”,便送上古朴苍劲的字幅。父亲大喜,刻成木匾,挂在书房门顶上。咱们张家地处贫困山区,但清末年间也出过举人、秀才,张家围屋“敦睦堂”因而建有书斋“师竹山房”。每当清晨夜晚,都可听到竹叶沙沙,流水潺潺,这是祖宗寄望子孙后代书斋飘香。父亲因而刻苦攻读,考取了省城大学,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后从军管会转行到报社,文革后又转到社会科学院,大半生一直从文,直至离休还兼职教授。我每次回家,不仅看到门上的“竹斋”,映入眼帘的还有墙上郑诵先写给父亲的条幅“多思”。这两个饱满雄浑的字体,不正体现出文人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吗?!

中国花鸟画大师王雪涛也很感谢父亲曾经的接济。他是北京画院院长,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鸟虫鱼技艺,至今无人出其右。别人求请墨宝,他大都是随手捡送。但对父亲,他却认真地问,你想要什么画?父亲说,你笔下的鸟虫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斓,我就给你出个题:春意闹,如何?王大师说声“好”,欣然命笔。只见两只蝴蝶翩翩飞舞,三只彩雀欢声啼叫,杜鹃花开绚烂炫目……近四平尺的画作完成之后,画家笑问:你觉得这春意够“闹”了吗?父亲赞曰:果然鲜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亲收藏的名家书画中,还有吴作人、关良、黄胄、黄永玉、李苦禅、启功、周怀民、许麟庐、关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题傅抱石遗作《千山云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报》发表诗词、书法作品,每每发表之后,总会谨慎地向报社索回原稿。这幅字中因补书了两字,郭老终觉不妥,重新写过一张,便将这张补书的原作留赠时任副刊负责人的父亲。

其实父亲只不过是对艺术家多关注一点,多支持一下,是一种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们总是莫大感动,以书画相赠。比如黎雄才,虽然与关山月同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大师,其《潇湘夜雨图》三十年代就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武汉防汛图卷》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松尤为一绝,但其全国影响力远不及有巨画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关山月。父亲有心在《东风》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并刊登其画作。在全国性重要报纸的第一版位置,将一位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在当时的美术界是没有先例的。父亲与黎雄才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黎老曾郑重地告诉父亲:“我给你的画,一定是精品。“他甚至97岁时还提笔作一画赠予父亲,并在画上题识:”余久不作画“了,可见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与父亲交往的还有书法篆刻家魏长青。魏老最令人称道的一件杰作,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题辞的镌刻。纪念碑近40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镌刻碑文,当时碑石已建成竖起,直立临摹镌刻150字的鎏金碑文难度很大,招募了三个月都无人敢接这活儿。魏长青挺身而出,用九宫格式定位,逐字雕镌,在石碑上还原了周恩来浑厚的笔迹,成一时佳话。魏老不仅擅长颜体临摹,更专长治印,其调制的“八宝印泥”独揽京华。魏老在京城琉璃厂带出了两个弟子, 一个是治印造诣苍劲连绵的徐焕荣(柏涛),一个是书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记得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曾代父亲登门向徐焕荣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们两人还亲自为我这个晚辈雕刻印章赠予,而我到今天才听说他们与父亲的故事,理解他们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唠唠叨叨说的何止这些,有时我很怕给他打电话,因为电话中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再说几句时政之后,他就转而滔滔不绝又扯上重复过的往事,甚至把整个家史,单位的事情反复说着,越说越精神,我都很难打断他,想搁也搁不下电话。不过,有记忆就有生命力。父亲这辈人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因而弥足珍贵。

如此一想,我又不怎么嫌父亲唠叨了。也许,他是不想失忆,我也不想一代人集体失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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