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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假装是朋友”——社会夹缝中的中国性小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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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1日 ABC Oliver Lees

杨卓颖一直想出国,但她没想到出国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变化。

关键看点:

  • 中国的政治环境使LGBT性小众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
  • 传统的家庭观念使许多人感到被迫与异性结婚
  • 台湾疫情受控,骄傲游行得以举行

今年27岁的她完成了学业,拥有自己的配饰生意。她说,自己目前与女友一起住在墨尔本中央商务区,这样的生活超出了她最疯狂的梦想。

“当我在中国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她说。

中国于2001年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归类中删除,并不再将其视为非法,但对中国的性少数群体(LGBT)来说仍存在重大障碍。

上个月,中国规模最大的LGBT活动——上海骄傲节(Shanghai Pride)的组织者表示,他们将无限期取消这一年度盛会。

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博客文章中,组织者未对他们的决定提供任何解释,并说:“我们深爱着我们的社群,也很感激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时光。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保持骄傲——希望您也如此。”

主要组织者之一夏琳·刘(Charlene Liu)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做出这一决定很困难,但我们必须保护所有相关人员的安全”,而并未详细说明。

上海骄傲节拒绝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对取消这一活动置评的请求。

杨卓颖来自中国西北城市西安,她说,外界对年轻人的期望是结婚并有一个像父母一样的传统家庭,这使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我可能需要隐藏我的性取向,这很难。”

“现在不是最佳时机”

诺丁汉大学的包宏伟教授(Hongwei Bao)在中国研究酷儿身份已有几十年了。

他说,传统的家庭理想和缺乏公民空间为中国的LGBT社区创造了艰难的环境。

他说:“对中国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来自家庭的压力,迫使他们同异性结婚。”

包教授说,在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几十年来强制执行的社会规范被1990年代后期一个相对的社会自由时期所取代。

但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获得部分控制权,并通过诸如《外国非政府组织法》(Foreign NGO Law)之类的政策修改,使政府在允许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LGBT社区,因为许多依赖外资的组织被解散了。

上海骄傲节于2009年举办了第一场志愿者主办的活动,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发展壮大,以其酷儿电影节和艺术展览而闻名。

包教授表示,诸如此类的高调的活动被取消标志着中国公民空间的缩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他说:“它表现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变化。”

“我在墨尔本可以做自己”

就像杨女士一样,不愿意透露姓氏的布莱尔说,之前没出国的时候就确定自己想要出国。他承认出国攻读媒体硕士并不是出于对该领域的热情。

他说:“我出国读书的梦想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想体验一些小事情,例如在公众场合牵手,因为在中国我没法做。”

布莱尔说,在墨尔本,他第一次体验到自由,随心所欲化多少妆都可以,不会感到别人注视的目光。

他说:“我在墨尔本可以做我自己。”

现在在中国从事自由撰稿人工作的布莱尔,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群,并且对朋友和工作场所公开同性恋身份,但是像杨女士一样,他并不太愿意与父母分享自己的那部分生活。

在墨尔本生活过的布莱尔感到在中国无法享受同等的自由,他希望将来能够搬回海外。

布莱尔说,像取消上海骄傲节这样的事情总是令人沮丧,并表明了一个残酷的讽刺,那就是理论上他是被接受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被接受。

他说:“对LGBT社区来说,这是可悲的,因为有时感觉好像正在取得进展,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却对我们关上门。”

非正式渠道的学习是中国性教育的重要来源,布莱尔表示,他会找到同志电影来填补他的教育空白。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清华大学和中国青年网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有5万多名中国大学生参加,结果发现只有15%的人对高中的性教育经历表示“非常满意”。

多年来,文化激进主义一直是LGBT社区有所进展的领域,具有酷儿特征的艺术、俱乐部和电影越来越普遍。

尽管如此,中国的国有电视网络仍然受到严格审查。

包教授说,最近发出的相关指示建议应该用友谊来替代同志爱恋,以此向中国观众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台湾受人瞩目

在海峡另一岸,安迪·刘(Andy Liu)的经历则不同。

他在台湾长大,他说家人支持他,他可以打开电视看到同性恋名人。

“此外,有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主持台湾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也大大促进了相关对话的进行。”

从中国大陆实际独立出来的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接受LGBT的绿洲,去年该岛国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尽管刘先生不相信婚姻制度,但对他而言,为这一运动做出贡献很重要。

“我主张废除婚姻,但我会为婚姻平等而战,因为我觉得,如果这种歧视被写入法律,它将加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面临的歧视。”

刘先生参与组织了LGBT活动,他说由于台湾疫情受控,今年6月的骄傲游行也得以举行。不像亚洲其他地方,绝大多数的的骄傲活动都被取消或改在线上进行。

“[游行]刚开始就下起了倾盆大雨,Lady Gaga的新专辑刚刚发行,所以我们在扬声器上播放了《Rain On Me》,一边在雨中跳舞。”

中国承认同性婚姻的希望渺茫,杨女士希望能成为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并与伴侣定居下来。

在听到一位好友的父母拒绝接受孩子是非异性恋的事实后,杨女士说,她很可能把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对家人保密。

“[我朋友的]那个经历让我非常担心,如果有一天我决定告诉父母,他们会怎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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